党不宜管的太多太细，应当把权力下放，将权力交给各级政府去管，从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留下足够的空间等。
尽管如此，平衡说仍在无法摆脱两个基本点发生冲突时遇到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窘境。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它，不仅仅因为它是自198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第一个案例（当时还不称之指导性案例），更重要的是此案原告的身份与包郑照截然不同。
如教师不服职称评审之争议，《教师法》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理想的状态是凡行政争议都必须有一个救济之门。1986年10月，包家在县房管处办理了房产产权登记。在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之后，若行政行为违法且已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应当能够获得好处而归。[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法发[2009]54号）。
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通过个案的裁判确立规则意识，应当是法院必须担当的任务。1987年7月4日，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强制拆除这栋楼房被认为有碍防汛的部分。虽然它产生了与权利极为类似的效果，但必须仔细地将其与权利区分开来。
行政机关在性质上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中既有对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具体决定的执行，也包括对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执行。[19] 笔者在拙文《‘宪法死亡条款抑或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中试图对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即阶级斗争条款进行限缩解释，以缓和其立宪主义之间的矛盾。[18]即便是将人民的概念放入整个宪法秩序内进行体系化解释以限缩其政治性意涵，[19]也很难说明所谓服务是何含义，因为它可以容受不同的、存在着重大分歧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二、国家根本任务的历史检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部宪法均选择在宪法序言里明确地表述国家根本任务。
相比之下，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不仅与前三部宪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而且其本身在四次修宪中也不断地得到完善。[10] 2001年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在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提到：宪法序言，最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在该判决中，法院声称，毫无疑问，援助那些在危难中的人们是社会国家的一项明确的职责。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参见殷啸虎：《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法学》2009年第5期。周鲸文：《国家论》，天津大公报馆中华民国24年版，第24页。
四、国家根本任务与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公共利益是法律体系中最难以界定且最聚讼纷纭的概念之一。同时，该条还从制度上确保少数民族拥有平等发展的自治权，国家亦在宪法层次上承担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义务。在规范性质上，国家根本任务乃是我国宪法规范体系内部层次最高的公共利益规定，其与宪法总纲诸条款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据笔者考证，以人民或人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乃是世界各国宪法的通例。
韩大元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文本中‘国家地位的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当然，对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持完全否认的观点也不足取，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7]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规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起国家来说，在宪法中以国家根本任务的形式合理地确定国家未来的发展纲要并非是多余之举。
（4）《总纲》第六至十八条集中规定我国的经济秩序，其中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制经济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宪法地位、自然资源的归属与利用、土地制度以及国家为保护公私财产所承担的义务等方面的内容。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16] 陈玉山：《论我国宪法的效力根据》，《浙江学刊》2010年第3期。然而，在我国的宪政框架内，我国行政机关也在一定层次与范围内分享立法权限。可以将理性视为告知一切人，反过来必须被任何人承认为依据的东西，也即一切人的共同点。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化既体现了我国宪法与现代化法治理念相契合的一面，同时在一个注重维护整体性国家利益的文化传统里，也面临着因承载过重的民族振兴愿望而被绝对化理解的危险。我国宪法文本除了统治机构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之外，篇章结构上还存在着数量颇为可观的且在性质上较为独立的第三种类型的规范，即宪法第一章《总纲》包含的众多规范，能否按照西方国家的宪法样式将这种类型的规范划归到统治机构规范或者宪法权利规范之中呢？如前所述，在宪法这种以法的形式表达的国家欲以实现的各种价值的综合体中，既有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39]这种见解在实在法上亦有所体现。
在这种历史相位之下，所确定的国家根本任务既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政策性目标，也不是无法预见到何时才能实现的十分宏大的社会理想。在立宪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制宪目的本身也就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同时，国家在任何特定时期的任务必须以国家目的为指针，必须围绕着这种由明确宣示的目的——建立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保证公民的自由权利——而展开。
这种对国家根本任务抱有的强烈偏好是一个后发起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况而诉诸宪法展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意愿的自然表现。保障这种根本规范不仅是宪法的目的，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24]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放在国家根本任务的规范结构里才能予以正确地把握，而以整体利益为指向的国家根本任务也只有以国家目的为指针，放能正确地发挥其在宪法内应有的规范作用。于此，我们发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不仅堪称当时苏联宪法的目的，亦是苏联意欲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这也是对其进行宪法言说所不可忽视的前提性条件。葛凡菲，张龙：《环境保护的法律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其中第二十八条与二十九条分别是维护国内秩序的条款与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制度条款，它们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条款，宪法序言没有与之直接相对应的规定。毫无疑问，与前三部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具备了宪法作为法而应该具备的规范品格。
但是，国家机关在消极意义上的不违反只是在比较微弱程度上实现其效力，因为国家根本任务在本质上是要求国家机关运用其职权采取积极行动予以贯彻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两部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既不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体现，更难说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与政治选择。
相比之下，韩国、印度与俄罗斯等国宪法既以基本权利的界限形式表现公共利益，又以为数众多的条款比较集中地且正面地规定国家欲以实现的公共利益的内容。[42]由于我国国家机关在贯彻国家根本任务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其中的经济发展目标，而相比之下，国家保护环境的任务则相对受到忽视。
虽然其公共利益条款也强调与基本权利的关联性，但是其内涵总是浸蕴着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特征。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必须针对何谓国家根本任务（公共利益）提炼出具体而明确的判断标准，才能作出判决。[32] 纽曼不仅认为公共利益具有开放性，而且还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任务。他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宪法文本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国家目的是什么，但是沿着体系化的思考路径，我们也会将实定宪法中的某些在文脉上尚不连贯的片段锻接起来，形成一个关于国家目的的哪怕尚不完整的图像。
《总纲》第四条以强制性规范具体落实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即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与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中所使用的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等政治性话语相比，其规范性程度有很大的提高。[21] 在我国学界素有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提法。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0页[22] 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38]从微观上看，国家根本任务的各项内容的相对重要性并非固定不变。
另见R. Baumlin, Staat, Recht und Geschichte(1961) S.17,24.[2] 许崇德：《现行宪法序言是旷世之作》，载于《法信网》，访问时间：2009年2月20日。也就是说，国家目的不仅是为国家根本任务指明方向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也是证明国家存在以及管理国家的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